司马颖于勤王军进入长安时逃亡，途中被捕，押解到他曾经叱咤风云的故地邺城，在狱中被绞死。司马也跟着逃亡，后来中央政府征召他当宰相（司徒），他恍恍惚惚前往洛阳就职，走到新安（河南渑池），被另一位亲王司马模派人拦截，在车上被绞死。
司马越是八王之乱的最后一个王，他跟其他七个亲王同样的低能，没有从躺在血泊里的尸体上得到任何教训。还都洛阳的明年（三○六），他把白痴皇帝司马衷毒死，另立司马衷的弟弟司马炽继位。
——我们实在不懂他为什么要毒死司马衷，依照常理，一个白痴皇帝应该是权臣最满意的对象，没有除去的必要。但必要不必要不是由我们下判断，而是由当权人下判断，司马越一定有他自以为非下毒手不可的理由，世界上正因为这么多浆糊脑筋当权，才十分热闹。
新皇帝司马炽智力正常，有心把国家治理好，可是为时已经太晚，而且司马越也不允许除了他自己外其他任何人把国家治理好。三○九年，他从前防重镇荥阳（河南荥阳），突然率军返回洛阳，就在司马炽面前，把宰相部长级高级官员十余人逮捕，宣称他们谋反，一齐处斩。司马炽除了愤怒外，别无他法。然而，对内凶暴并不能解除对外困境，新兴起的汉赵帝国大将石勒所率领的游击部队，纵横攻掠，像剪刀一样，把首都洛阳对外的交通线，全部剪断，洛阳遂成为孤岛，粮食不能运进来，发生空前饥荒。司马炽下诏征召勤王，可是没有一个人前来赴援，拥有重兵的将领们都在忙于本身的救亡，或者已对皇帝失去兴趣，像三①四年击败司马颖的蓟城（北京）大将王浚，他就正在建立他自己的割据势力，打算自己称帝称王。司马越这时候才知道他所独揽的大权，前途黯淡，只好孤注一掷。三一○年冬，他留下他的妻子裴妃，儿子东海世子（东海亲王的合法继承人）和一位将领，共同镇守洛阳。他自己率领全部兵力，南下出击，希望打通一条通往长江流域的粮道。好不容易挺进到直线一百四十公里外的许昌（河南许昌），他发现他陷在无边无涯的叛乱骇浪之中，束手无策。明年（三一一）春，距他出兵只五个月，再前进一百三十公里，到这项城（河南沈丘），情况更是恶劣，忧惧交加，一病而亡。他的军队群龙无首，不敢向西北折回洛阳。反而折向东北，打算把司马越的棺柩，护送到司马越的东海封国（山东郯城）安葬。项城与东海相距直线四百公里，叛军密布，没有人知道他们怎么敢确定必可到达。
晋王朝这批没有总司令的大军，从项城出发，汉赵帝国大将石勒尾追不舍，只走了八十公里，到了苦县（河南鹿邑），汉赵兵团合围，先是箭如雨下，接着骑兵冲杀，晋政府十余万人的精锐，全军覆没。包括宰相王衍在内所有随军的高级官员和所有随军的亲王，也全数被俘。王衍以清谈闻名天下，石勒向他
询问晋政府败坏的情形，王衍自称他从来不想当官，当官后也从来不过问政事。然后向石勒献媚，建议石勒脱离汉赵，自己当皇帝。其他官员和亲王，并排坐在地上，大吼小叫，声泪俱下的纷纷申辩他们对天下大乱没有责任。石勒告诉工衍说：“你从小当官，一直当到宰相，名扬四海，却说自己不想当官。又说自己不过问政事，简直是天下奇闻。使国家败坏，正是阁下这一类的人物。”下令推倒土墙，把他们全都活活压死。
洛阳方面，一听到噩耗，那位镇守将领，丢下皇帝不管，只护送着裴妃和东海世子，夜半出城，向东海封国（山东部城）逃走。洛阳城中霎时间乱的像一堆被踢翻了的蚂蚁窝，都以为跟着军队走，比留在洛阳要有较大的生存机会。至于东海（山东邻城）是不是安全，中途是不是安全，都不知道，人们只知道洛阳危在旦夕，脱离得越早越好。然而，就在必经之路的许昌东北治水，这批浩浩荡荡的富贵群，进入石勒早已布置好的埋伏阵地，包括东海世子在内共四十八个亲王，全被生擒活捉，他们的下落没有人知道，大概都被卖给汉赵帝国的新贵永远为奴。只有裴妃，她在被卖为奴之后，辗转再逃到江南，成为司马家族中最幸运的一员。
八王之乱，到此结束。但八王之乱引起的大分裂时代，却刚刚开始。
二大分裂时代开始
八王之乱正高潮时，中国大分裂时代前期的五胡十九国时代来临。
“胡”，好似近代的“洋”，胡人好似洋人，是百中国对汉民族以外其他民族的总称。五胡，当时指的是：匈奴民族、鲜卑民族、羯民族、氐民族、羌民族。依古老的说法，他们都是黄帝姬轩辕的后裔。在本世纪（四）初，他们分布情形，有如下表。不过要说明的，揭是匈奴的一支，氏是羌的一支，实质上也可以说只有三胡。
五胡深入中国，并不是由于他们的侵略，而是大多数出自中国的邀请，甚至强迫、像匈奴民族，于纪元一世纪投降中国后，中国就把他们内迁到西河美稷（内蒙准格尔旗），经过三百余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