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部长回乡当然可以大张旗鼓，但碍于舆论导向，却不能说此行是专为父亲的七十大寿而来，这是声东击西的战术，也可以说是艺术，还可以解释为为官之人的一种手段。
早上，张幼林到省城一下飞机，就被省委的李书记直接接到了省委。副部长的级别当然没有省委书记的官衔高，但张幼林是京官，更重要的是他身兼中原六省经济研究室的主任，这样的身份不比寻常。高级干部的谈话外人自然无法知晓，但据说张幼林在大谈中原地区的发展趋势和经济腾飞之后，只是偶然间谈起家父要过七十大寿。忠孝节义直到现代社会，仍然是衡量一个人道德品质的准绳，省委领导在得知张幼林的父亲要过生日的消息，理所当然地要劝其赶快启程，以免耽误了良辰吉日。省委李书记对秘书耳语几句，于是，一个神秘的电话便从省委大院拨到了省公安厅，又通过各条电话线通知到了公安局和派出所。半个小时以后，通往北原市公路的各个路口便站满了荷枪实弹的警察。毫不夸张地说，简直就是三里一哨，五里一岗。至于副部长出行按照规定能否享受这种规格的待遇，人们无从得知。警察只知道有要人在某个时段由此路通过，究竟是什么官职，为何事通过，他们也不知道。普通的老百姓就更不清楚了，他们也不想清楚，电视上不是天天能看到比副部长官儿还大的大官每天都在进行各种政治的和经济的活动吗？见得多了，就不怪了。多少知情的人还说怪话，一个副部长算个鸟，如果走在北京的大街上，其份量充其量也就是个蚂蚁蛋。据说，在北京协和医院发生了这样一个故事，一行人拿着药方子正在排队买药，有个穿着军装的人不排队，只管往前挤。规规矩矩排队的人提抗议了，但这人却大声地说，他的首长急需要吃药，所以必须插队。外面的吵闹声惊动了药剂师。等穿军装的小伙子终于挤到窗口时，药剂师先从小伙子手里要过药方，然后问：“你的上级是什么职位？”“军长。”药剂师一听，立马把药方扔到了窗外，口里还不断地说着：什么级别，建筑工地上一块砖掉下来砸到十个人，其中有九个都是部级干部，有一个不是，还是部长他爹。
车队快要跨进家乡的地界时，一个老汉骑着车子，后架上装着满满的一笼鸭子在公路上行驶。就在奥迪车快要从他身边经过时，老汉一个不小心，车子拐向路中间。奥迪车紧急刹车，差一点翻到了公路旁的路沟里。奥迪车停稳了，老汉的自行车却翻倒在公路中间。司机下车后跑到路中间，抓起老汉的衣襟，伸出手就劈头盖脸一阵猛打。边打边问：“知道不知道车里坐的是什么人物。”老汉不敢挣扎，在挨打的同时还要回答司机的提问，“不知道，不知道不为罪，下次不敢了。”副部长坐在后排的座位上，悠闲地抽着中华牌香烟，把脸扭向车窗外，吐了几个眼圈，就像在看一场。这时一名警察走过来，推开了司机。老汉一脸的血，不停地说着：没注意，没注意，下次不敢了。
奥迪车开走了，老汉在警察的帮助下好不容易把车子扶起来。几个鸭子从笼子里跑出来，摆着官架子优雅地迈着方步，向公路的一侧跑去。警察是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帮老汉把车子推到路边，又掏出纸来，替老汉擦了脸上的血，然后才去追赶已经跑到了田地里的鸭子。
等装好了鸭子，老汉想跨上车子，可一条腿似乎受伤了，不得已，只能推着车子在公路边慢慢地走。他走着想着，车子里坐的究竟是多大的官，人们不是说官越大越亲近百姓吗？他的司机怎么就敢打人呢？他想不通，索性就不想了，还得赶紧到市场，卖了鸭子给孙子看病呢。
警笛鸣的响声划破长空，后面跟了一溜的轿车，保持着队形，保持着距离，马路周边的空气都紧张严肃起来，人们纷纷驻足观看。国家领导人出行和普通的老百姓去地里干活真的是有本质的区别。
车队到了北原市，领头的警车带着车队在北原市的大街上逛了一圈，然后才向副部长的村子开去，等到了村口，除了两辆奥迪，其他的车在警车的带领下，掉过头来，沿河来时的路线折返回去。